乐鱼体育官方网站CCG每年在国内外著名出版社出版10余部研究专著, 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持，奠定了CCG在全球化，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企业全球化，人才全球化等领域的权威地位。

　　CCG持续以国际化的研究视野，在全球化相关研究领域开展领先研究，在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关键节点撰写和发布研究报告。

　　CCG每年发布研究著作和研究报告二十余个，主办系列圆桌研讨会、主题演讲、建言献策座谈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年度品牌论坛共计百余场 ；赴多国开展 民间二轨外交 ，出席国际重要论坛并参与研讨，同时作为唯一的中国社会智库举办多场官方边会。

　　CCG积极在国内外重大关键节点发声，针对当下国内国际议题贡献了丰硕智库成果，相关研究成果和专家观点得到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成为国内外主流媒体获取信息与研判的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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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理事简介王石，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万科创始人王石先生的新著《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王石先生现任万科集团名誉主席、华大基因联席董事长，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在这本书里，王石尝试分享2008年危机（“拐点论”和“捐款门”）之后，发生在他个人生活里的变化：身体的塑造、个性的伸展、智识的提升、社会角色的变化、生死观的变化，等等——他称之为个人价值系统的一次更新，或一个人的现代化。在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和“万宝之争”后，王石以历经十年“刻骨铭心的反思”，完成此书。本书不仅是对世人加诸其身的众多谜团的大起底，也是作者向读者倾诉、交流，甚至彼此鼓励的“走心”之作。王石在书中摒弃了一般企业家传记对“商业”“成功”等概念的纠缠，转以“肉身”“空间”“学习”“角色”“生死”五个概念打破时间的线索，以全新的理念重述人生起伏，在剖析自我中回应时代，展示其对人生、文化、商业以及社会的反思，向读者展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一个中国企业家能够达到的思维高度——诚如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本书序言中所言：“他成就于改革开放年代，也帮助塑造了这个时代，把他的印迹刻在这个时代。”请输入标题 bcdef我的很多人生转变，都是57岁之后发生的。——王石请输入标题 abcdefg改变：渡过人生的“至暗时刻”2015年，中国A股市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公司并购与反并购攻防战拉开序幕。这一日后被称为“万宝之争”的股权争夺战，持续多年，也被许多人视为王石人生最艰难的关口。但他本人并不这么看。他说：生意上的事情，再难没有难过1983年；心灵上的冲击，再大没有大过2008年。尤其后者，才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那一年，“拐点论”事件让万科的业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接踵而至的“捐款门”事件更让个人声誉跌到了谷底，仿佛人生的价值系统即将崩溃。这两场风波，对王石的思想观念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他的人生也从那时起，悄然发生了改变。没有“灵修”，没有“仁波切”，王石自己的解决之道是：身体的塑造、个性的伸展、智识的提升、社会角色的变化和生死观的改变。可以说，这十年，王石获得了一次个人价值系统的更新：他主动到哈佛、剑桥等学校访学，经历了高强度、连轴转的课程学习；60岁重新学习英语，并且努力克服演讲时的不适与恐惧；他发起对西方文明源头的追问，同时也反观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再认识；他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接受大学聘请来讲授企业伦理系列课程；他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响应深圳作为特区对他的新的呼唤。甚至，在锤炼身体上挥洒汗水，63岁时练出了许多年轻人都没有的“人鱼线日，珠穆朗玛峰峰顶。高山缺氧导致了暂时性失明这种种经历，并非一种“成功学”的展示，而立足于“探索”，甚至不回避“挫折”，是王石受挫之后对自己深刻反思，然后做出的改变与抉择。过去，他追求的是“我能，你不能”；现在，他更愿意做带动社会、启发他人的事，追求的是“我能，你也能”。在面对“万宝之争”的巨大压力时，王石告别个人英雄主义，学会放下，学会用团队意识和企业文化应对困局。而他本人也找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有了让人生重新出发的理由。那就是，一种对“现代化”永恒的探索。现代化：一个国家与一个人的四十年王石在序言中说道：“本书是四年前（2014年）从剑桥校园开始的，收尾时恰逢改革开放40年。这本书也有了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的40年现代化。这得以让我从一个更长的时间长度，来梳理个人改变的来龙去脉。”如果说80年代是“文化热”的年代，引领时代的都是思想文化界人士，那么90年代则是“商业热”的年代，时代的“弄潮儿”是站在时代的桥头堡的企业家，他们与中国改革的命运休戚与共。因此，如果要为时代立传，为改革四十年找一个观察的侧影，商界巨子，尤其是这些人物中的翘楚——王石，绝对值得我们给予高度的关注。在王石的青少年时期，他和当时许多中国的年轻人一样，经历着学习不足、个性压抑、备感挫折的成长过程。因此，当改革春风吹来时，他在“传统或现代”这个问题上，坚定地站在“现代”这一边，他认为现代文明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所以不管是从企业还是个人成长上，都持这种态度。在这样的选择之下，王石及他所代表的这批“弄潮儿”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下完成了一轮价值观的更新。企业层面，万科1988年发行A股、1993年发行B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内部民主及反腐，不行贿，住宅产业化，企业社会责任……个人层面，辞去体制内工作，登山、赛艇、留学、环保，参与各类社会组织……这一系列选择，都有一条很清晰的现代化的线年，在剑桥大学与深潜营的学员们一起听课近年来，“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说法不绝于耳。对王石而言，2008年以来的个人更新，就是进入“深水区”之后的体验。这十年来，他尝试换位思考，想的更多的是如何为年轻人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既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同价值观，又尽量保证每一个员工有个性伸展的空间。同时，作为一个企业的创始人和权力掌控者，他还要尽力处理好个人权威与企业发展的问题，需要知道如何限制自己的权力，以保证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运行和公司的创新活力。最后，还尝试以最妥善的方式让渡自己的权力。所有这些改变，不仅是王石个人的进步，更见微知著地反映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与发展。四十年来，正是不断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不断深化，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基本摆脱贫困，迈向小康社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微观上放权让利，宏观上近年来高度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神和文化生活日趋多样，从人民到国家，都在国际舞台上越发自信。而中国取得的这些成就，就仿佛一个人的成长，也是经历了种种争议、妥协和探索，经历了身心、智识、性格的锻造，才在全球发展格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承担着自己不可或缺的责任。改革开放40年来，“现代化”一直是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的最重要线索，而《我的改变——一个人的现代化40年》则是这两条线索互为表里，互相促进，并肩前行的文本再现。反思：重新认识西方王石选择现代化之路，一方面，造就了他事业上的成功；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也不断地面临着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激烈冲突。“拐点论”和“捐款门”所引发的危机，从某种角度看，正是这种冲突导致的结果。如何重新认识传统中国，重新看待“从传统到现代”，就成为他思考的核心。王石坦承，年轻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虚无或者批判的态度，内心渴望的，是向西方文明学习。当他年近花甲留学哈佛却发现：“……来哈佛学习，进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希望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己对西方文化不是很了解，对东方文化也不是很了解。我才意识到，我不仅要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还要系统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知道哪些是应该吸收的，哪些是应该舍弃的，哪些是应该结合的。”他学习和认识东西方文明的心胸，自此被线年，在哈佛大学的公寓里经过十年的反思，他终于能够立足中国文化背景，在全球文化当中来把握平衡，并更多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80年代末，万科上市的时候，美国记者采访他，问他个人有多少资产。王石回答：“股份改革时，公司的资产4∶6分配，职工股为集体持有，我没有要一股。”美国记者问“为什么”，他当时并没有答上来。事实上，直至今日，很多人还对王石将自己就“降格”为职业经理人的做法不以为然。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看，王石的做法确实有待商榷，而且很不“现代”。然而王石通过他在哈佛的学习和反思，却得出了超越这些角度之上，自己的理由：“文化不同，是解释不清楚的。但去哈佛之前，我从来不认为我这么做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影响。但今天我才发现，自己早就身在其中。”对于西方、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十年来，在他这里变得更为丰富。因此，王石在书中，对于成功的定义开始有了另一种标准，就是看一件事对国家的贡献。因为“有国才有家”，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甚至，他希望未来“以天下为己任”的事业，不只限于中国，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超越：我能，你也能张维迎说：“研究当代中国企业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王石都是一个绝佳的活标本。”正是这个原因，王石成为国人熟知并乐于谈论的企业家，他早年出版的传记图书，一直畅销不衰。但每一个读过《我的改变》书稿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王石变了。变得宽容了，谦卑了，平和了，更会换位思考，更愿意反思自己。在大学讲课和演讲时，他像一个学者，引经据典；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类命运时，他像一个世界主义者，开放包容。他过去追求“我能，你不能”，现在追求“我能，你也能”。这是一种境界的变化。2015年，参加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从人生低谷，到做出改变；从坚定走现代化之路，到对于这条道路的深化理解；从学习西方到重新理解中国……所有这些，都基于王石这十年来“境界的变化”。像王石这样的成功人士，做什么都能成为他人模仿的榜样，然而亦会让人感到难以企及他的高度。然而，这次王石说“我能，你也能”——他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平实的语言，向读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既是一种自我整理和自我身份的重新认定，也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个人展示，值得在这个时代中一起前行的我们借镜与思考。文章选自三联书店三联书情，2019年10月24日

　　理事简介毛大庆，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UR WORK 创始人、董事长。毛大庆好像始终在光环之下，拥趸众多。创业的四年间，也是联合办公崛起和调整的四年间，优客工场是少有的不断上升的企业。质疑也存在：赚不赚钱？为什么上市？是不是个人IP带来的企业发展？毛大庆是过程论者，回答真诚，“没有人随随便便成功。”进入天命之年的毛大庆，无论是跑步的速度还是创业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与在地产圈时的装扮不同，现在的他更习惯穿着简单的白衬衫、牛仔裤，搭配潮流小白鞋出现在公开场合。如果遇到演讲，他便戴上一副圆形金属镜框，造型时尚感很足。短短4年时间，他创立的优客工场，截至今年6月30日，共覆盖包括中国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以及新加坡和纽约在内的44个城市，管理逾200个联合办公空间（其中包含7个联营办公空间），被誉为中国共享办公行业首个独角兽。然而自去年开始，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联合办公行业遭遇资本寒冬，企业出现了大规模的整合和消亡。业内传得沸沸扬扬的优客工场上市计划似乎也被迫搁置。转身后的毛大庆，尽管看上去日子过得更有弹性了，但作为一名创业者，事实上他的使命让他一刻都不敢真正放松。毛大庆有个习惯，每到年底都会给自己做个评估。这份评估跟工作无关，而是将这一年来所做的事跟上一年做对比。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10多年。毛大庆告诉AI财经社，“只要这一年里，有一两件事是我之前从来没干过的，我认为这一年就非常值得。”毛大庆喜欢以过程论人生，从来不做特别长远的计划。他经常跟员工讲，不要设定远大的理想，不要想成为马云、王石这样的人，只要自己保持最好的状态，不断地审视下一个时间段比现在这个时间段有了什么进步，坚持长期去做，就会发生质变。AI财经社=AI毛大庆=MDQ关于上市，不予置评AI：很多联合办公品牌反映，行业尚没有比较清晰的盈利模式，目前优客工场的盈利状况如何？MDQ：目前公司处在一个良好的上升阶段，一切运转都在按部就班，并向着更好的预期进行。AI：优客工场自成立以来提出过许多概念，哪些是未来真正会坚持、长期往下做的事？MDQ：优客工场创立近5年，我们能确定的是，我们一直在扎扎实实地做事。我们从来不会向受众传递仅限于概念性的信息，所有概念的背后，都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你可以感知到的实际业务。长期看来，迄今为止我们做的所有努力，就是想让我们的用户、也就是入驻优客工场的创业企业和创新者变得更好，让他们和我们一道，共同创造最大的价值。AI：今年恰逢资本寒冬，很多联合办公企业不好做，优客工场是否也感受到压力？具体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我们是怎么渡过的？MDQ：资本寒冬，所有人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但压力是考验一个人、一个团队和一家企业真正实力的最好方式。在我们空间里的企业，有一两个人的初创团队，也有跨国集团的中国分支机构，还有中国互联网新贵的核心团队，所以我们可以最近距离感知到经济对于企业经营带来的最直观影响。从优客工场的经营过程中，我们应对压力的唯一方式就是做好自己，是要做到最好。AI：你曾跟我们说，“融资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发展，但如果是为了续命，就非常危险。证明企业自我造血能力不足，越融资越对钱有依赖感，就跟吸白粉一样。”你认为优客工场的造血能力来自哪里？MDQ：融资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烧钱式融资，另一种是成长式融资。对于第一种融资方式，中国消费者在前几年都亲身体会过，毋庸多言。而第二种融资，则是企业成长的有益补充。你在看到优客工场融资的轮次和额度的同时，也应看到优客工场从零开始，到今天的整体规模和覆盖，还有对于中国办公体系的革新。AI：一些业内人觉得优客工场的成功，有一半是因为有像你这样的明星创业者，本身就有很多先天优势。比如在资金上没太发过愁。你觉得这种评价中肯吗？MDQ：套用一句歌词：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AI：2018年，你曾说“公司一年内就将实现盈利，预计将在今年或者明年年初上市，地点是香港和上海二选一。”不过，最近外媒报道称，优客工场原定于今年11月的赴美上市计划已延期至2020年。目前上市准备的如何了？MDQ：我不予置评。创业四年，我如履薄冰AI：十年前，在加入万科之前，你曾有过很深的顾虑。一方面既喜欢万科这个企业，但另一方面又割舍不掉培养了自己15年的老东家凯德。这是很多职业经理人在换工作的时候都会遇到的问题。当你成为企业创始人后，如何看待高管离职？今年上半年，前总裁孙霞离职时你有没有和她聊过？MDQ：每个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应该有着清晰的判断，这也与其职业经历、人生履历有很大关系。AI：优客工场员工现在有700多人，平均年龄不到32岁。与在房企的状态相比，你更喜欢和年轻人交流吗？MDQ：我们的员工是以90后为主。和他们相处时没有任何年代障碍，感觉自己也会变得很年轻，用他们喜欢的交流方式和新潮词，了解最新的时尚趋势，人的生理年龄是没法改变的，但心理年龄是决定一个人状态的最重要因素。AI：你在选人和看人方面有什么样的个人喜好和特点？MDQ：一个人首先要诚实，其次要有责任感。有了这两点，才能再考察他其它的优点。这是我在用人上的原则。AI：从职业经理人到企业创始人，你自身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MDQ：就是开车和坐车的区别，或者是水手和船长的区别。身为职业经理人，责任感主要是针对雇主和用户，对于创业者，要考虑的事更多，要照顾到的人更多，员工、投资人、用户、市场环境和宏观经济。AI：从商业角度看，创业的过程和结果哪个更重要？如果一段时间内，企业看不到结果，你会产生担忧情绪吗？MDQ：创业的开始是不可能知道结果的。虽然每个人对结果都有一个好期待，但做一家真正有情怀的企业，是不会有“终点”概念的，只有节点。一个阶段的终点，就是下一个阶段的起点。从这个角度上讲，过程永远比结果重要。AI：创业的四年时间里，你哪一时刻压力最大？MDQ：当然是出发时的压力最大，就像汽车启动时是最耗油的，但你说起步之后就没有压力了吗？创业这条路上，哪有一个时刻是轻松的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只有这样，才能把一家企业的责任坚持下去，把一家企业的业务与增长持续下去。和人一样，一放松，整个身体，就垮了。打破人生的天花板AI：从2013年的布拉格马拉松开始，截至2019年5月，你已经完成全程马拉松100个。其中最难忘记的是哪次？为什么留下的印象最深刻？MDQ：完成得最为艰难的一场，是2015年元旦的抚远黑瞎子岛马拉松。实在是太冷了，零下30多度。对抗各种生理和心理压力。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没勇气再跑。完成得最开心的一场，是2016年3月21日的首尔马拉松。在那场比赛一个多月前，我因为滑雪导致右腿韧带撕裂拉伤，后来做了40天的康复后，悄悄重返赛场拿下的比赛。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天，张晓英（毛大庆的跑友）说，你一拳打破了人生的天花板。现在回想，要不是因为那一场的坚持，可能也就没有今年五月的百马。AI：六年前你由于工作的压力，被确诊患上抑郁症。最难受的时候，你当时是一种什么状态和表现？MDQ：2013年，我被诊断得了中度的抑郁症，当时医生给我开了6种药，全部都是一些完全没见过的名字。打开一看这个药的单子上写到的这些副作用，非常恐慌。我那时才43岁，就要跟这些药为伴吗？医生说这药恐怕得一直吃下去了，一直吃到我感觉好的时候，可以停一停，但如果有反复，还要吃得更多。我觉得很难接受，但是为了保证睡眠，只能开始吃其中一种能够让人睡觉的药。AI：你是怎么接触到跑步的？MDQ：那段时间，生活特别灰暗。但很幸运，当时万科开始推进全民体育运动，要求跑步，我算是被迫走上跑道的。那会儿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教练，经常到我家楼下来接我，周末拖着我去跑步。就这样从八百米、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在一个多月以后，我竟然很神奇地完成了人生第一个五公里。我印象特别深，完成五公里的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感觉像过年一样。不敢相信自己都40多岁了，居然能够跑了人生第一个连续的5000米。那天晚上我没吃药，睡得还特别香。之后我就参加5公里、10公里，再到21公里的半程马拉松训练。半年以后，我自己偷偷报名了一个马拉松。当时还怕跑不下来，没敢告诉任何人，包括家里人，而且还不敢在家门口跑，参加了香港的马拉松。AI：跑步在你的人生中是什么位置？长跑的时候，一般你都在想什么？MDQ：跑步现在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你说吃饭睡觉在人生中是什么位置？大概就是这样了。可以放空自己，想一些平时想不到或想不通的事。AI：除了跑步之外，还有哪些是你长期坚持的事？MDQ：目前而言，就是创业吧。带领优客工场一路奔跑，是我已经坚持了四年半，而且注定将一直坚持下去的事。创业者要习惯孤独、享受孤独AI：你欣赏的企业家有谁？或者抛开身份，你有偶像吗？MDQ：我最欣赏的企业家是王石，我觉得不单是我，所有中国现在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如果以企业家精神为衡量标准和坐标，他是我们心中的一座山。最大的偶像是我的父亲，或者说是包括我父亲在内的那一代人，他们对于祖国的奉献精神，对于极端困难的不畏惧和挑战精神，对于人生的理解，对于事业的追求，非常值得现在的年轻人认真学习。AI：你曾经说，假使自己创业成功的那一天，希望能做到王石这样，大道无形。那是一种什么状态？MDQ：“大道”可以简单地视为人生的整个过程，包括事业、家庭、以及自己内心的感受。不应该是什么具体的形状，也不是那些特别琐碎的事，那会把人的思想变狭隘了，容易钻牛角尖。当追求一种更加灵魂的境界时，在精神层面才能释放更多的热情、激情。我想很多人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也一直在苦苦追寻这种感觉。AI：你曾说，王石活了别人的几辈子，你是如何丈量自己的人生的？MDQ：真正的企业家内心都是很强大的，对外需要积极向上，而内心则要面对孤独。因为很多事你没地方诉说，要学会习惯孤独，享受孤独。创业者更要拥有伟大的信仰和执着的态度，就像跑马拉松，哪怕中间几近崩溃，也不能退却。AI：在跑马拉松之外，这些年，你还翻译了不少书籍。前不久，完成了新书《布隆伯格》自传的翻译。你是如何利用平时的时间去做这样一件事？MDQ：人们总说“时间是公平的”，但这句话是有问题的，时间是最不公平的。虽然每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但这种生理意义上的公平，对于精神层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每个人的一天有多长时间，取决于他的效率、能量密度，以及他对于时间最小单位的颗粒度大小。你们可能都看过网上流传的一些企业家的时间日程表，那种密集度，是普通人无法理解也无法承受的。我想对于时间的管理，是决定一个人的上限有多高的关键因素。AI：你曾经说，创业之后，没时间吃饭，没时间睡觉。现在创业将近5年，优客工场成为国内的独角兽，现在比之前轻松一点了？能睡个好觉吗？MDQ：一点也没有轻松，反而倍感压力巨大。创业之初，我们没有一个项目，十几个人在一个小办公室里，企业就是一张白纸，我们往上面画什么，都觉得是一种成就。现在企业做大了，好几百号人需要一起往前冲，我的责任是带着他们，走正道，还要很快地走，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出现差错。文章选自AI财经社，2020年1月7日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2019年12月31日到1月1日，第二十届“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以“未来已来VI·万物新增长”为主题，聚焦“战略增长、策略增长、产业增长、创新增长”四个维度的增长话题，探讨中小企业如何从中获得新增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全球副总裁朱民在发言中谈到，中国正面临的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从中等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整个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朱民提到，从2000年开始，中国经济中服务业的贡献不断上升，工业比重则在下降，但是工业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130%，也就是说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30%。朱民分析认为，如果这一趋势持续的线%的GDP的服务业，就会丢到0.3%的劳动生产率。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经济增长只会下滑。所以，这个问题便可以归结为，怎样才能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朱民进一步分析道，中国的服务业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两类。一类为市场化的服务业，比如酒店、金融；另一类是非市场化服务业，比如说教育、医疗卫生，这些服务业完全还没有市场化。现实中，市场化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并不低，而整个非市场化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一直没有变化。而这些非市场化服务业的改革迟滞，已经阻碍了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当中国要走向高收入阶段的时候，经济结构必须做出改变，核心就是要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主要是提高非市场化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朱民还提到，中国经济面临的另外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到来，并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当老年人的需求主导了社会需求，它将改变整个社会的生产结构。换句话说，银发经济刚刚开始形成规模，而这又将是一个巨大的结构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朱民以日本的房地产业为例说道，日本的建筑业从上世纪90年代的危机以后，开工数和新增供给不断下降，房价经过泡沫上升以后急剧下跌。一般来说，按照经济规律，下跌到一定程度也会反弹，但日本的房地产从泡沫危机下跌以后，就再也没有反弹，原因就是日本触动了一个基础：老龄化恐慌。当经济泡沫遭遇老龄化社会，房地产也从此一蹶不振，因为老年人不需要那么多的房子。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东京后发现，东京的房子比北京的房子便宜很多。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不仅对制造业影响巨大，对物质产品生产影响巨大，对服务业的需求同样也影响巨大，这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因素。文章选自经济观察网，2020年1月5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近年来，随着西方内政的变化甚至恶化，学术和政策研究界出现了越来越多文献，讨论西方民主如何正在走向“死亡”。究其原因，人们无非把民主“死亡”的责任归诸于内部的民粹主义，及在民粹主义运动中崛起的专权政治人物。美国特朗普“意外”当选总统之后，人们更是开始担忧民粹主义对现存民主体制的冲击和破坏。也有很多人把责任推到所谓的外部“专制主义”的崛起和对西方民主所构成的挑战。不过，“外部原因”说只是学者根深蒂固意识形态的折射，因为经验地看，很少有内部制度因为外部的挑战而“死亡”的，几乎所有的政体都是因为内部要素而变化，或者最终死亡。西方学术界所强调的“权威主义式的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倒是指向了西方传统民主正在走向“死亡”的真正原因。然而，人们并不能简单地把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归诸于像特朗普那样的一些政治人物的崛起，因为道理很简单，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特朗普式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正是西方民主的必然产物。简单地说，西方民主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犹如从前阵营“计划经济”所面临的挑战；或者说，建立在“一人一票”之上的民主制度和基于“一人一份”之上的“计划经济”，两者的运作逻辑有很多类似之处，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在一定意义上，人们也可以把民主称之为“计划政治”。计划经济的两种经济制度形式如历史所见，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最终因为失败而遭到抛弃，但在其产生之时是具有诸多崇高的“初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生周期性危机，并且没有有效的解救危机的机制，同时这也是一种人剥削人的制度，导致了社会的高度分化和高度不平等。计划经济显然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而产生的。但计划经济的几个假设具有致命的缺陷：第一，它假定每一个人的需求是一样的（平等）；第二，它假定人是“善”的，会发扬光辉的一面，例如不会偷懒，而是会努力工作；第三；它假定国家（政府）有获取足够信息的能力并理性地进行生产和分配等决策。典型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已经寿终正寝，但计划经济的一些要素则生存下来，并且得到了发展。不同形式的计划经济要素至少表现在两种经济制度形式中。第一乐鱼体育，东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主要指日本等经济体，政府通过经济规划促进经济发展。不过，尽管发展型国家的经济规划和计划经济有类似性，但和原先意义上计划经济很不相同，即这种规划仍然是基于市场之上的，而非消灭市场经济。第二，欧洲等福利国家制度，政府在经济生活的很多方面，例如经济规制和二次收入分配等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也具有计划性质。实际上，批评苏联计划经济的自由主义者，也经常把福利国家置于同样的批评范畴。不过，和发展型国家一样，不管政府在福利国家制度中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市场仍然是经济的主体，这便和原先的计划经济区分开来。确切地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说，大多数经济体都是混合经济体。较之计划经济，民主的产生比较自然。但正如计划经济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反动，民主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现存形式的民主也都是对前一阶段民主形式的反应和修正。简单地说，民主经历了从早期的精英民主到今天的大众民主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尽管大众民主是精英民主的必然产物，但两种民主的运作逻辑是不一样的。人们如果把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Viscount de Tocqueville）在《美国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所描述的古典民主，和今天西方学者所描述的当代民主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的差别来了。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民主，是具有一种广泛意义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实践，而在当代学者那里，民主研究几乎被简化成为一种选举（选票）分析。不同时期学者所描述民主的内容不同，刚好反映了民主制度的历史变迁。托克维尔在描述美国民主时，与其说是在说民主，倒不如说是在说平等。他在美国观察到，民主有利于一个社会趋向于平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平等，而是平等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民主意味着从家庭到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核心是市民社会、社会组织的自治和自我管理。在托克维尔时代，尽管选举权也在扩大，但选举权仍然仅仅局限于少数公民。当时的政治参与主要是指老百姓对其所属的地方事务的参与。在国家层面，托克维尔强调的是三权分立、联邦体制下中央地方关系等因素对中央政治权力的制约。所谓的民主，也就是精英之间的“共和”，即权力共享。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取决于精英之间的政治共识。政治共识之所以成为可能，最主要是因为精英圈子小，大多精英具有类似的家庭背景、进入同样的学校、接受同样的教育、具有差不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一般认为，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定义的民主是典型的“精英民主”。但这种看法从现在看来并不确切。熊彼特把民主简化成为政治家通过竞争选票而获取政治权力。说其是精英民主，是因为作者这里所强调的是政治精英，而非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或者说，在熊彼特的定义里，选举是第一秩序，而参与是第二秩序。不过，如果从选举逻辑的角度来看，确切地说，熊彼特对民主的定义反映了大众民主的内容。大众民主最主要的制度表现形式便是“一人一票”。这一制度安排具有两个主要的理论假设。第一、民主可以被简约成为至少存在两个政党竞争之上的“投票行为”。诚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民主具有极其广泛的内容，但到底是什么才使得一个政体成为民主呢？最终人们把民主简约成为多党竞争之上的选举政治。第二、民主是“政治人”假设的完美实现。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政治人的假设。政治人的假设就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参与政治，并且都有能力就政治事务作出理性的判断；再者，政治也能是实现人的价值的最重要舞台，政治参与因此也是实现政治平等的唯一途径。需要提出的是，在古希腊城邦，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以存在着一个大规模的奴隶阶层为前提的。奴隶阶层的存在使得公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时间、有能力来思考城邦事务，并且就城邦事务作出理性的决策。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便把“政治人”的概念扩展到所有公民。也就是说，西方的“一人一票”制度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的。“计划经济”的缺陷因此，如果说计划经济的目标是要实现人在经济上的平等，那么“一人一票”制度的目标是实现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但这里有几个没有说出来的假设：一、所有人（公民）在智力和理性上是平等的；二、所有人在财富、时间、信息收集能力等方面是平等的；三、所有人有能力根据所收集到的信息来作出理性的决策；四、他们所作出的理性决策既符合每一个人的私人利益，也符合他们所处社会的公共利益。这些假设尽管具有高度的道德感，但在实际上并不存在。没有一个社会的人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平等的。即使经济社会等其他所有方面都是平等的，人们在智力上也是有差异的。正因为如此，“大众民主”和“计划经济”具有同样的缺陷。计划经济消灭了所有私人经济空间，所留下的是公共经济空间，即公有制。同样，“一人一票”的民主实际上也消灭了前面托克维尔所说的，从家庭到政府的所有“市民社会”。尽管今天的西方也强调市民社会，但今天的市民社会和托克维尔时代的市民社会已经大相径庭。托克维尔时代的市民社会强调的是自治和自我管理，今天的市民社会则是完全政治化的，政治而非自治成为他们的主战场。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政治的，很难再找到非政治的领域。正因为自治性的消失，今天的民主很容易导向“多数人的”。权威主义的民粹主义说穿了就是“多数人的”。英国的脱欧是这样，美国的特朗普民粹主义也是这样。这种结局是西方经济和政治体制运作的必然结果。就其本质而言，计划政治（或者“一人一票”民主）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应。自近代以来，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不仅把从家庭到政府之间的所有“市民社会”纳入其运行轨道，而且更是把每一个人纳入资本的轨道，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商品化”。到了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没有个体能够脱离资本而生存和发展，没有个体能够脱离资本而规定自身的本质。在工业化时代，依附资本而生存和发展的人们（即工人），可以形成集体（即工人阶级）来和资本打交道；但在后工业化时代，尤其是信息技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们沦落为孤立的个体，他们只能单独地依附资本而存在，而没有任何反抗资本的能力。资本权力的大扩张必然造成国家权力的大扩张。从理论上说，资本是追求私人利益的，而作为公共空间的政治则是追求公共利益的。当资本把从家庭到政府之间众多的市民社会吸纳到自己的轨道里面的时候，政治也必然对此作出回应，努力把同样这些从家庭到政府之间的市民社会吸纳到自己的轨道上来。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在私利和公益之间达成一个基本的均衡或者平衡。今天的西方社会，尽管人们仍然继续宣称“市民社会”的存在，但越来越多的人则已经被纳入这两个经济和政治轨道，很少有人还生活在传统的“市民社会”的自治条件下。很容易理解，当资本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过程中成为赢家的时候，更多的福利或者“一人一份工资”的制度也变得不可避免。资本对个体和个人权力的侵入，与个人对政治权力的依赖度的增加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资本把个人纳入其轨道，使其成为孤立无助的个体，另一方面是个人越来越依赖于政治权力，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依附才能对抗资本而生存。资本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越大，人们就越需要通过政治来追求确定性。这便是今天大多数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局面。也应当指出的是，西方把自身的民主简约成为基于多党制竞争之上的选举，并对外输出到非西方那些已经接受西方式民主的国家的行为，已经对这些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在托克维尔那里，选举并非是民主的本质性的规定，民主意味着自治和权力制衡；再者，选举民主的运作更需要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来支撑。但一旦西方把这一简约式民主强行推行到不具备其他制度支撑的非西方国家的时候，民主便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也就是今天接受了（或者被动接受了）西方式民主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局面。具有深厚文化和制度支撑的西方国家的民主出现了这么多问题，更不用说是缺失这些文化和制度条件的非西方国家了。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是自己的“掘墓人”，但其预言没有成功。主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引入了社会主义要素，例如福利政策和第三部门（国有企业）。就经济体制的性质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经济体都是复合经济体。政治上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发展呢？没有人会预言“一人一票”民主的“死亡”，因为人们一旦拥有了“一人一票”，就不会再放弃这种权利。今天的西方尽管恐惧于民粹主义所造成的权威主义，但这种权威主义是否具有必然性？如果具有必然性，西方的民主也会演变成一种复合政体。如果这样，那么当代世界也应验了古代哲人（亚里士多德）的预言，那就是，最好的政体即非专制，也非民主，而是权威与民主一体的混合政体。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20年1月7日

　　专家简介薛澜，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2020年1月4日，由阿里研究院举办的“第五届新经济智库大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出席并演讲，在主题演讲《成长的烦恼：新经济的发展与治理》中，薛澜表示，政府对平台的不恰当规制，可能伤害其竞争力，从而给市场的其他竞争者不合理的竞争优势。解决新经济的成长烦恼，需要“敏捷治理”，在新经济的条件下，规制者和企业之间必须得相互学习，相互适应。以下为薛澜演讲全文：首先，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缘分跟乔治·吉尔德先生同台共同讨论新经济。现在最流行的是上台讲要拿一个小卡片，可惜我没有准备，找了一张纸凑合一下，好在我有PPT。我要讲一个成长的烦恼，新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烦恼我们要解决。首先，第一个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新经济的发展背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有一些数据跟大家讨论；第二，确实是新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三，确实它带来了一些烦恼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解决，这就是我要讲的内容。第四次工业革命大家都知道，应该说方方面面的，包括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等很多新技术带来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信息世界都能连在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应用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从2012—2016年应到哪些领域?直观的理解，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电子商务，大家看到在过去20年的发展过程中，电子商务确实是蓬勃发展。这个背后，大家看到蓝线，就是我们互联网人口的不断增加，这个背后是互联网。当然，互联网的背后其实是整个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科技发展，高速的发展，这个纵轴是科技发展的年代，一代技术到一代技术发展的年代，大家可以看到，横轴是时间，大家看时间越接近速度发展是加速度的发展。当然还有其他的数字，举个例子，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怎么来的，背后也让大家看到，在过去这些年人工智能它的科技，它的发展，这里面发表的应用领域，发表的论文，还有专利等等，都远远超过其他领域。下面这个比较平的线是其他，下面高速发展的是人工智能领域，实际上人工智能这几年爆发并不是偶然，背后大家看到是有它的必然性的。当然，新经济背后的科技发展推动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发展其实带来商业模式的不断改变。大家可以看到，从90年代到2000年代中期，当时新经济已经出现了，当时更多的是适者生存，谁能够活下来。按照马云的话讲是后天很美好，但不幸你可能在明天就牺牲了。到了2005年—2015年期间，这就是创新期，谁能够推出更快更多的创新就能够胜利，能活下来，到现在为止就是引领者。在未来，乔治·吉尔德先生说谁掌握区块链谁就能赢得发展，我们拭目以待。在新的规则下，从传统的，我们讲规模经济或者范围经济等等，现在可能很大程度是流量市场的竞争和流量规则的重构，这些是构成了我们新经济发展背后的一些新的模式。在今天，我不用多说，新经济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和方便？但是另外一点也别忘了，新经济也带来一系列的烦恼。这个烦恼，首先从作为一个学者来讲，新经济我们在学术研究上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所谓生产率悖论，就是说我怎么解释蓬勃的创新活动和迟缓的生产率增长。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以美国为例，美国应该是创新非常活跃的国家，以它的劳动生产率变化作为例子，47年到83年平均是2.8%，02年到07年1.6%，07年到现在是1.3%，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劳动生产率增长恰恰是非常迟缓的，这显然和我们传统的理解，创新推动生产率的发展是完全不符的。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平台型技术，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非竞争的产品，因为新经济最核心是资源的稀缺，MC是逐渐增大的，这个就涉及到价格的问题，但现在MC是零，创造的价值是免费的，这样的话生产率增长就反映不出来。说不定背后是整个经济理论都需要创新，原来基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发展出来的理论，可能在新经济时代需要重新考虑。第二个大的问题是创新悖论。创新悖论如果大家了解创新理论都知道，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创造性的毁灭，带来更大的收益。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相比是颠覆性创新，数码相机和胶卷相机相比是一种创新。但是在新经济这种技术非常快的传播的情况下，我们会不会也出现一些对少数企业有益，但是对其他人有害的创新呢，当然这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现。比如传统的纯消费型主义，一次性扔的东西，带来生态环境的危害。金融创新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针对儿童的，很容易上瘾的游戏，给小孩带来不利的影响，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它也是一种创新，但是这种创新不一定对社会那么有利。第三个方面，从政府角度来看，平台经济的双失灵现象，主要是指经济性监管的问题。一方面大家知道由于网络外部型和规模经济，由一个大的平台协调交易等等很有可能在经济规律上是效率最高的选择，但是这样我们大家知道这就是所谓典型的自然垄断的现象出现，这就是我们讲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规制；但另一方面，整个的平台经济动态的发展，实际上政府往往是没有能力进行这种合理监管的，导致了治理失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讲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双失灵，同时出现了。当然大家也知道，由于平台经济变化非常快，很有可能政府如果对平台不恰当的规制，就有可能伤害竞争力，说不定给市场之外的竞争者不合理的竞争优势，这种情况下也给治理带来重大挑战。还有一类监管是社会性监管。可能生产消费活动，给社会带来一些负的外部性，有可能有种种表现形式，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互联网平台经济涉及到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的处理和使用当中，有可能存在对用户的潜在危害或者不利影响，好比说信息不对称，有的平台经济对用户数据使用没有得到用户的许可，或者对用户的利益没有恰当的分享，还有就是保护不当，造成信息的泄露，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伤害。对于这一类问题怎么解决，怎么规制，很多的国家目前讨论的很多问题，背后都涉及到对这类问题的解决。下面我们讲针对这些烦恼怎么解决。传统我们都知道，对自然垄断，包括对负的外部性等等我们都有一系列规制的思路。但是传统思路也有一些问题，首先，传统思路是需要政府通过一些公平公正政策手段和流程，最后制定规则。但这样的规则往往是旷日持久，尤其新经济规则下，新利益的分配有一些平衡，但是商业模式可能很快就变了，等你真正出来，规则早就落后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提出来，敏捷治理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考虑的一种模式。这种敏捷治理的基本思路，首先就是政策目标是在不同的社会目标之间权衡，比如说我们一方面希望创新，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在这二者之间我们要怎么样有效的进行平衡。另外一点，我们制定规则的时候，一般是希望规则能够非常全面、准确、完整，但是另一方面你又必须得跟上创新的速度，能够非常迅速敏捷的进行反应，所以这二者之间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个怎么平衡。在新经济的条件下，规制者和企业之间必须得相互学习，相互适应。因为确实政府有很多的，它需要从企业当中学习的。前几年到加州工业社会委员会了解无人驾驶规制政策制定的时候，他们说要把无人驾驶公司请过来，大家共同来讨论，这个就是规制者和企业之间要相互学习。另外就是企业诉求和公共安全之间要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比如很多消费者利用阿里的平台，也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个就是政策工具，传统的政策工具，罚钱非常狠，大家知道像美国和欧洲，一罚都是多少亿，现在已经创记录了。当然这种罚对大公司问题不大，但对很多种小公司，一巴掌下来必死无疑。所以怎么样助推引导，而不是一巴掌打死，很多政策工具就需要做新的调整。最后，你规制的方式也得需要时刻做好准备，不断与时俱进。刚才我讲的主要是从政府规制的角度，但是另外一点，在新经济时代，企业要承担起企业责任，行业要承担行业的责任。企业内部怎么样建立规则，从源头解决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刚才讲的数据安全的问题，对公众权益的保护等等。另外，我主动接受监督，更好参与治理，像阿里等平台，已经走在监管部门的前面，能够让用户通过各种各样的机制，使得他们能够真正的实行自我监督，刚才讲类似于公民审判员一样，类似于这样的方式，能够更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当然，行业也是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建立规则，同时推进并监督规则的执行，最后改进规则。所以在这些方面，在新经济时代，承担保护公众利益责任的，不仅仅是政府，也不仅仅是企业，也包括大家自己，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参与到新经济的发展和引导过程中。谢谢大家。文章选自新浪网，2020年1月5日

　　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近日应邀出席2019央视财经论坛主旨论坛并发表演讲，围绕“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进行了深度解读并研判其发展趋势。以下为演讲全文：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谢央视邀请我参加这次论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中央电视台跟得非常紧，今天就来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今天主题是《赋能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也选得非常好。大家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个总基调，一条主线，两大动力，三大攻坚战、六项任务，六项任务中的第五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什么中央电视台选这样一个题目--《赋能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很多任务，但是这项任务对于经济工作来说，放眼世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价值。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样一个新的阶段，高质量发展不是一时的战术选择，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也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所以，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要落实好十九大以来中央一系列部署，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有关文件，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更详尽的文件还会在媒体刊登或者内部传达。在此，对赋能高质量发展我谈三点看法，与大家分享。第一，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重大部署，是从第一个百年向第二个百年无缝链接的战略选择或者战略替代。第一个百年目标是中国建党一百年要实现的目标，其中包括了到1949年的浴血奋战，包括了改革开放之前近30年国家的重建，包括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增速年均接近9%，有的专家算得很精确，8.84%。实际上，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GDP年均增速是9.6%，这几年经济速度下行，这样平均下来以后9%左右。这两年经济增长速度，2019年是6.6%，今年大概率应该在6.2%左右。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特朗普发出很明确的信息，要和中国签订阶段性的贸易协议，这意味着中美阶段性的止战，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比较好的预期，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比较好的预期，也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比较好的预期。四季度虽然剩下的时间不长，但是经济增速可能会有所回升。中美贸易从10月份就开始彼此释放善意，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已经增加了，大豆进口合约接近2000万吨，猪肉进口合约160万吨，美国政府对中国华为几次延长了供货的时间。因此，我认为，今年中国GDP增长应该在6.2%左右。在2020年经济工作部署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公布GDP增长目标这个经济指标，我认为这是一种导向，强调经济增长保持在在合理的运行区间。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进步，实际上GDP的增速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不应该再是计划经济时期那种指令性的指标。从十一五时期开始，GDP就变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指标，约束性指标则是节能降耗减排等等。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体现了一种战略替代，从现在开始到整个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会实现几个转型:一，中国经济会从速度型转向质量型；二，中国经济会从规模型、外延型转向内涵型和结构型的优化；三，中国经济会从粗放型的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四，中国经济会从全球产业链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水平分工已经开始，从改革开放开始的30年时间里，中国制造业差不多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垂直分工的中低端，现在某些领域、某种程度上还是垂直分工。赋能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会持续发力，使中国从总体上的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中国是最早承诺哥本哈根协议的国家，是引领全球落实巴黎协定的国家，是实行绿色发展理念并作出成就的领先国家。所以，在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战略替代中，我认为赋能高质量发展就是一个无缝链接，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是我们的资源、能源承载能力形成硬约束后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真正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首先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意。在这样一个战略替代中，中国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贸易结构、人口结构都会发生重大的调整和优化布局，而2020年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这种结构性调整步伐会大大加快，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布局。第二，赋能高质量发展，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大环境下，特别是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国走向时代前沿的战略抉择。中国已经被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作最大的战略性竞争对手。从贸易战开始到科技战，到金融战，到对中国的祖国分裂战，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目标或者是目的只有一个，遏制中国，阻止中国前进步伐，使中国不能成为世界老大，而老大的地位永远为这个国家保持。在上一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卸任的时候，他在西点军校讲，美国至少还要引领世界100年。现任总统特朗普讲美国第一，美国利益至上，反对全球主义，使美国永远伟大，他连选连任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继续伟大。我跟美国人对话时候讲，你们可以看一下世界银行刚刚发布的到2050年世界经济预测，普华永道调查机构的预测，到2050年排在世界前10位的国家，世界银行预测，其中7个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中国排第一，印度排第二，美国排第三。普华永道的预测，届时世界主要经济体前10位中，有6个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国第一、美国第二、印度第三。我说，我不知道美国做了当世界老二或者老三的准备了吗？从历史的长周期看，未来中国经济总量肯定会是世界第一位，几乎所有的机构作出的预测都是如此。在这样一个历史长周期中，中国仅是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一位行不行？显然不行。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是在国际比较中的强国，是在国际比较中大家共同认知的具有引领性的国家，而不是我们所强调的仅是中国特色乐鱼体育。必须要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在世界上你是老大，你是经济质量最强的，你才是强国，而衡量是不是强国有着客观标准。刚才，李毅中部长谈得非常好，苗圩部长也讲，中国制造业还属于第三梯队，我认为中国制造业现在正在迈向第二梯队，未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可以进入第一梯队。我们面临的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与调整。我们和世界最大的强国之间关系发生了非常大的调整和改变，这当然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它把你当成竞争对手，你当然不得不把它作为对手。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两年中国被美国狠狠地推了一把，就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中央了。世界舞台中央，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或者是角力的对手，毫无疑问就是中美两个大国。我参加过一些中美关系讨论的会议包括闭门会，美国也有很多非常资深的战略家，他们也非常忧虑。基辛格在11月份中心与彭博共同举办的创新经济论坛上讲，如果美国与中国继续对抗下去的话，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将比摧毁欧洲文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严重。在今年9月份世界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世界正在面临大分裂，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出现了竞争和对立，会导致世界形成两个阵营，形成两个国家各自独立的贸易体系、金融体系、互联网体系，这对世界将是一种灾难，会改写世界地缘经济甚至地缘军事战略。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而大国竞争我认为已经不像一战时期、二战时期的选边站队，或者是站在美国一边，或者是站在苏联一边。现在的大国竞争，大家都是根据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权益不断进行组合站队。比如在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方面，可能站在中国这一边，而在WTO改革特别是中国是否还具有发展中国家地位方面，可能则站在美国一边。根据本国的核心利益来进行排列组合，有一点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脱贫成就，中国的绿色发展，中国的节能降耗减排，毫无疑问已经得到世界的赞赏与共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得到了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到目前为止最新的数据，全球有139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和中国签署199份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文本。美国人非常关心一带一路，说你们中国是不是要另外搞一个体系？我对他们讲，如果中国另外搞一个体系，中国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吗？如果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没有好处，对参与的所在国家没有好处，不能给所在国家带来发展和希望，中国有什么权力让人家参加会议，让他们来跟我们签署合作协议呢？中国政府在国内能发，我们在世界范围能发吗？我们在中国国内可以开会，举办中央电视台这样的会议，我们能命令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吗？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诉求，共同的憧憬，一带一路建设给大家带来了共同希望。中国前进的步伐、发展的框架、中国的道路已经走出来了，我们有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经济发展的素质，还不足以成为世界引领者。比如技术的原始创新，我们真的比不上美国，比如我们的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真的比不上美国。美国人均教育经费是我们的8倍，美国用于研发的费用占GNP的2.58%，而我们研发经费占GDP的2.19%。我们的军费开支比不上美国，美国军费开支2018年是7000亿美元，2019年7190亿美元，2020年新的预算是750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的40%，是我们的几十倍。所以，我们现在的短板是什么？短板不是我们的经济总量，不是制造业总量，而是经济发展质量和制造业水平。过去，中国制造业总量和美国没法比，二战时美国制造业产值曾经占全球50%，中国改革开放时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33%，现在占不到15%左右，而中国制造业产值已经接近30%，目前美国制造业产值已经没有办法和中国比。美国国际贸易总量和市场总量也没法与中国比。中国从2013年开始货物贸易总额一直是全球第一位，是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中国现在和未来一个时期，最大的红利是市场红利，对外贸易总额，加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加上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额，加上物流市场总额，我算了一下账，2018年高达363万亿元。美国的市场规模与中国没法比，除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基本持平以外，其他我们都比美国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但是，美国用于基础教育、基础研究的经费比我们多得多。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和中国目前的财政补贴完全是两个概念，中国是国家直接给企业补贴，美国是采用政府招标采购方式，以商业合同即契约委托给企业，委托给研究机构。签订商业合同的机构，必须完成政府有关部门委托的项目，是需要交账的，是商业化的，市场化的，是采用商业合同形式来制约的。比如说，美国国防部每年20%的经费用于基础研究，互联网就是美国国防部委托企业做的关于美国军事战争期间通讯网络的联系方式，后来转变成民用技术，再后来成为全球互联网革命。比如GPS定位系统，也是美国国防部委托高技术企业进行的军事项目研发。国防部用于这些项目的研发经费，通过商业合同给了很多企业或者研究机构。美国每年用于基础研发的经费要几千亿美元，相当于我们多少钱？大约4万亿元人民币。美国是通过政府公共采购政策，把大笔的钱转换为我们的所谓补贴，进行公共品的采购，但他们是商业化的运作，要的是投资的回报，政府的投资，政府委托的项目要依据合同最终完成，和我们的补贴完全是两个概念。美国为什么能够在科技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它有它的一套制。再比如说美国的长臂管辖。美国长臂管辖对世界影响很大，是用美国国内的法律去制裁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和企业。美国近10年根据本国长臂管辖法律，从全球收获了3200亿美元的罚款。负责罚款的是美国财政部下面一个专门机构，他们对世界各国违规企业、机构和个人罚款，并且收归财政部所有。所以，中国要在大国竞争博弈中胜出，就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建立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推进高水平的管理，提高国家的现代治理能力，提高政府管理现代国家的能力，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重大部署，我认为这个部署意义是深远的。而且，我们可能还没有深入到更深的层面乐鱼体育，比如研究像美国这种制，研究美国用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和方式，使国家成为世界科技上第一大强国，军事上第一大强国，经济上第一大强国。当然，美元如何收割世界财富，由于贸易战已经成为普及的常识。中美贸易战与历史上所有的贸易摩擦、贸易战的背景完全不同。最大的变化就是世界第四次科技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第四轮经济全球化，第五次制造业转移同步发生，相互交织在一起。从历史看，人类思想革命先于科学发展，科技革命先于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先于经济全球化，同步发生却从来没有，唯此一次。我们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几方面重大变化变革同步发生，相互交织的超复杂世界体系里面，在世界各国超复杂的经济联系里面，中国终于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在这个决定未来发展和命运的时刻，我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仍然选择粗放型发展模式，我们就不可能超越对手，这个起跑线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新的的失落线。赋能高质量发展，就能通过补上我们发展的短板，在这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中，中国就能成为时代的宠儿。中国已经具备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归纳的三个方面。中国已经具有了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这个方面新中国建国70周年有很多文章，我不再赘述。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我刚才给大家了一下2018年的账，大约为363万亿元，2019年可能会达到400万亿元的市场规模。其中国际贸易是33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0万亿元，房地产14万亿元，物流市场是GDP的3倍大约310万亿元。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是中国未来第一大红利。而且，中国现在不仅有市场规模，还会形成现代流通核心竞争力。广交会进出口贸易博览会已经举办了120多期了，上海进口博览会已经举办了两期，以后会年年办。一个是广州进出口博览会，一个是上海进口博览会，还有4000多个像义乌这样的批发市场。最终会形成什么呢？以前中国买全球卖全球，是在国内进行的商品交易，未来买全球卖全球针对的是全球市场，是国际化大流通，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改变，这样一个改变对我们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形成流通先导型经济运行方式，会起到很大作用。中国以前做制造业，大家一单一单地挣点加工费，非常不容易，现在我们仍然要做好制造业，并且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时必须发挥市场和现代流通的带动力。最近中国工信部部长讲，中国制造业中80%还是传统产业，我们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如果中国从事传统产业的企业技术或者产品，能成为世界专项冠军，能成为工业小巨人，即成为排在世界前三位的企业或者产品，那就意味着我们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如果中国企业能像福耀玻璃一样，把一块玻璃做到极致，我们的企业也就不可战胜。很多传统行业是日不落行业，没有落后的行业，只有落后的管理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国已经具备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我们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了这三点，总结了我们具备的特殊优势。我们具备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所以我们在无缝链接的两个百年宏伟目标中，产业可以稳步迈向中高端，可以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可以稳步迈向高水平的开放，可以稳步迈向高效率配置国际资源的世界市场，中国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在中美贸易战整个过程中，开始大家感到美国是庞然大物，对美国的制裁是比较恐惧的，或者说是很多人心里是没有底的。经过20多个月的贸易战，不仅人们的心理状态越来越淡定，信心越来越强，而且还从反面使我们顿悟了很多道理。比如中国必须以制造业为本，必须把制造业作为强国之基，不能使我们的制造业空心化。比如，中国制造业必须转型升级，必须补上我们的短板，不能被一个芯片一剑封喉，把我们的几十年形成的产业链断掉，使我们的企业一天之内休克。这都是给我们深刻启示，这些启示的核心就是，中国必须要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必须尽快地补上我们的一些短板。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已经有了重要的进展，有一些突出的表现。我想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或者几个典型的数据。比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9年7月24日发布，对全球各国创新能力的评价，中国从原来最落后的在评价之初接近最后几位，现在已经上升到了第14位。比如，《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最新的一次评价，中国500强企业129个，美国500强企业121个，中国首次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500强企业最多的国家。比如，福布斯研究院做的全球独角兽企业评价，共评出494家独角兽企业，其中中国206家，美国203家，欧洲35家，印度21家，英国13家，法国7家，日本2家。世界出现的独角兽企业，中国也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而我们的邻居日本现在是2家。再比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情况报告指出，中国的专利申请、商标申请和工业外观设计均占世界第一位，其中专利申请占全球46%，工业外观设计占全球54%。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从基础设施到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到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我们还具有制造业的完备体系，41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最完备的国家。美国制造业能生产的产品现在占美国市场份额多少？仅占40%，美国制造业产值占美国GDP增加值11%。换句话来说，美国制造业产能所能提供的市场需求部分只有40%，所以美国才和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逆差，所以才和全球102个国家有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是美国市场对其他国家制造业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的刚性需求，是美国市场需求寻找供给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哪一个国家刻意创造的预设。所以，美国这种贸易战打的毫无意义，也毫无道理。但是既然美国执意打我们还是奉陪到底，美国打得越大越出格，世界看的越清楚，美国的威信就越低，美国几百年积累的大国信用也就直线下降。第三，赋能高质量发展，最需要的是高质量的思想品和优质制度供给，必须提高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六项任务。第一项任务就是关于发展理念，而在发展理念这部分中这句话非常精辟，理念是行动的指引。高质量发展必须有理念指引，必须有高质量的思想品和优质制度供给。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还要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要总结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同时要总结中国发展的教训，继续探寻中国发展未来的道路，这比我们停留或者沉醉在过去的成绩中更为重要。未来已来，当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发展的趋势，当我们的政策没有跟上实践活动需要，当我们思想还没有真正的解放，很多未来已来的新经济、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就会受阻，新旧动能转换就会受阻。我们的政府管理很不适应，我们的学者对此的理论诠释还没有到位，没有跟上实践的发展和需要。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理论，需要高质量的思想品引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反对形形的和官僚主义，现在确实需要从形形的、官僚主义中解放出来。要使我们基层政府解放出来，要使我们的企业解放出来，要使我们的公务员解放出来，使他们真正能够全心全意地抓经济工作。下功夫研究中国经济如何高质量发展，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研究，一个短板一个短板补上，而不是坐而论道。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已经到了猖獗的地步，很多东西在走过场，把大量时间花在坐而论道上，花在各种检查督导上，这怎么能抓好经济工作，怎么能谈得上高质量发展？我不说哪一个地方的事情，我怕给地方领导找麻烦，我到一些地方去调研时候，当地领导同志告诉我，一年五分之四的时间都在开会，现在5+2、白+黑都不够了，得利用业余时间抓本职工作。这叫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怎么可能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就在于就在于生产力释放，推动了生产关系变革；就在于思想的解放和微观主体的活力，推动了上层建筑的革命；就在于整个中国从上到下都在全力以赴地抓经济工作。所以，我认为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反对形形的和官僚主义，提得非常准确，正面问题，但要落实。总不能一个人干活，六个人督促检查吧？总不能让那些看着你干的人觉得比干的人还有道理吧？各种名目繁多的，会给基层带来无限的麻烦，这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而是在降低经济发展质量，同时降低发展速度，对当前的这种情况，我确实非常担忧。既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指出这些问题，我就借此机会说一点大家平常不太敢说的话，希望媒体朋友不要炒作。赋能高质量发展，中国要成为世界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不是没有基础和条件。比如，深圳已经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际化城市，据说日本人组团旅游到深圳学习创新，中美贸易战打的最激烈的时候，美国第一批制裁的企业，就是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的企业。到目前为止，美国制裁中国的216个企业中80%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80%是高技术企业，有可能对美国产生威胁和超过它们的高科技企业。这其实是我们的骄傲，一些企业在看美国实体清单上有没有我，如果有则标志着我在国际上的领先程度，说明进入了世界前列。当然，这是带有调侃的另外一种解释，另外一个视角。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文明长河从来没有干涸过的国家。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儒释道三源合一，释迦牟尼就是外来文化，它进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非常宝贵的资源。中国文化是包容的，可以把世界最好的东西变成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对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我们是有充分信心的。我概括了几句话，不一定对，但是我想这个原则非常重要。面向未来，在我们的指导思想上，一定坚持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原始创始、基础研究为本，拿来主义和集成创新为用；人力资本为本，货币资本为用；制造业为本，服务业为用；实体经济为本，虚拟经济为用。我认为，我们的发展思想应做大的调整，否则就走不出西方思想体系的屏障和壁垒，以及世界形势变化给我们思想上带来的困惑。中国正走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强国的康庄大道上，从历史长周期来看，中国将一直向上，而美国日趋式微，整体向下。如果中美两国深化合作，会延长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历史周期，如果美国采取霸凌主义和对中国继续遏制，继续进行对抗性性博弈，同时对世界很多国家发起攻击，这将是美国由胜转衰的历史拐点。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变量是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势，我相信经过数轮的博弈，美国最终会认识到自己的战略误判，必须放弃这种愚蠢的决定。日本和中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是中国GDP最接近日本或者超过日本的时候，当时日本整个民族焦虑了，对中国是高度戒备的。现在中国GDP总量13.6万亿美元，日本GDP总5万多亿美元，再有两年中国将是日本的3倍。到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才会平视甚至稍微有一点点仰视中国。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66%，当中国占美国100%的时候，届时美国才有可能重新审视；当我们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两倍以上或者人均GDP与美国持平时，美国才有可能对中国平视或者把中国当做是战略性建设合作伙伴。这个过程是长周期的，将伴随中国两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全过程。赋能高质量发展，因为当前的中美大国博弈，因为中国可以抓住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使中国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方案，中国的思想，中国的主张，包括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建设，给世界带来了希望。我认为，只要我们不犯战略性的错误，不犯颠覆性的错误，不要像所批评的，盛行形形的、官僚主义，也不要像出现去年11月1号习召开的民营经济座谈会之前的那些左的思想泛滥，中国才能顺利的走下去和走上去。谢谢各位！文章选自中宏网，2020年1月6日

　　专家简介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论坛1月4日在京举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出席并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要尽快的通过加快城镇化来倍增中等收入人群。他谈到，从过去只抓供给，只抓招商引资，搞工业园区，生产电冰箱，或者是产能调整，转到好好经营我们的需求，我们讲的是长期需求管理，需要的是政府自己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思路。“我也呼吁大家一起努力，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创造这个需求，维护这个需求。需要很多的体制创新，比如说以后相关地方的税收是不是不要完全放在生产侧？能不能让地方政府一部分的地方税，来自于本地区的居民收入和消费，在需求方面大家竞争一把，多努力，就像当年招商引资，互相攀比一样，在需求管理方面要下工夫，汽车购置税占汽车购置总额的9%左右，不少钱，交给地方，不要让地方政府对汽车销量下滑无动于衷了。”他说。以下为演讲原文：这个报告背后一个大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中国经济从现在开始，恐怕要启动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这个新的发展的模式跟过去41年有所不同，因为大的形势变了，过去41年的发展模式简单来讲是干了两件事，一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学习他们的技术，当然这个过程中不一定真正能够学到核心技术，但是非核心技术我们学来了，我们靠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靠学习。第二，我们是部分利用了国外的市场，出口到发达国家，到东南亚国家，利用国外的市场拉动了一批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但是这两件事从现在开始，我们碰到了困难。国外的市场进一步开放更加困难，WTO基本上瘫痪了，所以国际贸易的体制正在走缓，甚至于正在走回头路，怎么办？必须把中国经济真正打造成一个大国经济，走大国发展道路，一是核心技术要自己去创造，当然这个创新的过程也不是闭门造车，也需要不断学习，包括送留学生，没有学术交流。第二，必须真正的要挖掘出自己的大市场，14亿人口没有理由做不大，必须做好自己的大市场。因此一个推论，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大的思路，要逐步调整。要从过去主要关注供给方，比如说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招商引资，转向长期需求的管理和释放，想方设法释放出长期需求，这一件事非常关键。报告里说了两个大的方向，一，已经进了城的，我们的需求要复杂化，汽车也是复杂需求，我们自己开车，影响了路上人的感受，所以要管理，复杂需求能够释放出来，这就考验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事，所以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绝对不是空话，落实到经济发展方面，就是要营造，要释放中等收入人群的复杂需求，医疗更不用说了，更复杂。第二，就是要尽快的通过加快城镇化来倍增中等收入人群。从过去只抓供给，只抓招商引资，搞工业园区，生产电冰箱，或者是产能调整，转到好好经营我们的需求，我们讲的是长期需求管理，需要的是政府自己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思路，我也呼吁大家一起努力，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创造这个需求，维护这个需求需要很多的体制创新，讲一个小例子，比如说以后相关地方的税收是不是不要完全放在生产侧？能不能让地方政府一部分的地方税，来自于本地区的居民收入和消费，在需求方面大家竞争一把，多努力，就像当年招商引资，互相攀比一样，在需求管理方面要下工夫，汽车购置税占汽车购置总额的9%左右，不少钱，交给地方，不要让地方政府对汽车销量下滑无动于衷了。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20年1月4日